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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年 绥远抗战 百灵庙大捷

2012-04-14 22:26:31 作者: 来源:中国历史网 点击:次


  
  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“不惹事,不怕事,不说硬话,不做软事”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斗争,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。
  
  1936年11月5日,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,决定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,企图侵占红格尔图,直迫绥远省会归绥(今呼和浩特),再分兵进占绥东平地泉(集宁)与绥西包头、河套。傅作义获悉后,迅速秘密集结兵力,进行迎战部署。15日,日伪军一部5000余人,在野炮、装甲车、飞机掩护下,向红格尔图猛烈进攻。中国军队4个多团迎击日伪军,傅作义亲临平地泉前线指挥作战。从16到18日,日伪军的连续进攻均未得逞。19日,将伪军击溃,败退商都。
  
  红格尔图战役后,日伪军深恐中国军捣毁其伪政权,派伪蒙军一部进占大庙,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,还令伪蒙军随即抽调兵力加强商都、化德的防务,并在绥北百灵庙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。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。还拟抽调伪满军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、商都、百灵庙等地,待机进犯绥东、绥北。
  
  蒋介石此时正集中大量军队准备“围剿”红军,仅派一小部兵力援绥。为了粉碎日军的侵略阴谋,傅作义决定展开主动进攻作战。红格尔图战斗胜利后,11月22日,傅作义命令所属部队4个多团集结在百灵庙东南二分子、乌兰忽洞一带,选定东南山口为主攻方向,奇袭百灵庙。11月23日夜,部队冒零下42℃严寒,向百灵庙发起攻击,很快占领了外围山头,将敌压缩在山内平地。日军顾问在前沿督阵,指挥伪蒙军第二军第七师扼守女儿山进行阻击。11月24日晨,中国军队指挥官命令山炮营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,集中火力猛攻女儿山,并配以装甲车队,向东南山口冲击。与此同时,骑兵团攻占北山,控制了飞机场,断敌后路。敌由东北方向败退大庙。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,歼灭伪蒙军第7师大部。12月2日,击溃日伪军4000余人对百灵庙的反扑,歼其700余人,并于10日收复大庙(锡林木楞庙),20余名日本顾问被击毙,先后争取伪蒙军4个旅反正。
  
  绥远抗战和百灵庙大捷,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胜利。在日本步步进逼、南京政府步步退让、中国民众抗日愿望长期遭受压抑的情形下,极大地兴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,傅作义将军的壮举,符合中国共产党号召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日的一贯主张,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誉。

  绥远抗战从1936年11月15日开始,到12月19日结束。整个抗战又分为红格尔图战斗、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。其中尤以百灵庙战斗影响最大,因而人们通常把绥远抗战称作“百灵庙战役”或“百灵庙大捷”。
  
  一红格尔图战斗
  
  1936年11月13日,王英所部伪军兵分两路从商都分向兴和、红格尔图进攻。15日,伪军1500人进抵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,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。16日,伪军向红格尔图猛攻,守军据垒抗击,“战斗二小时,匪死伤六七十名,被击退”,敌攻势顿挫。
  
  红格尔图属绥远陶林县,为千余人口的小镇,西距县城80公里,南离集宁90公里,东距敌伪盘踞的商都30公里,为绥、察交界之要冲,是绥东北的门户,是商都通往百灵庙的必经之地。驻守这里的是骑兵第1师彭毓斌部的3个连。彭毓斌在获悉战讯后即派骑兵第6团增援。16日、17日两天中,田中隆吉、王英指挥2个骑兵旅、1个步兵旅向该镇猛扑。守军拼力奋战,红格尔团始终在绥军手中。
  
  傅作义、赵承绶于11月15日午夜到达集宁前线指挥。傅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: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虽非敌之主力,然其诸兵混合,队伍庞杂势众,如敌首战取胜,可增伪军气势,威胁绥省安全,影响晋绥军士气,并能西进绥西,对晋绥军形成危害。于是决定首战应击破红格尔图当面之敌。采其“守点以抑留敌人,集中主力进攻”的作战方针,即“借各城镇之既设工事,以民众守要点(县城及有工事之较大村镇),使正规军队机动出击敌之据点”;或向来犯敌人主动出击,先击一路,各个击破。
  
  11月16日上午,傅作义与赵承绶发出作战命令:由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率骑兵4个团,由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步兵2个团及炮兵1个营,在彭毓斌、董其武统一指挥下,以秘密、迅速的行动歼击红格尔图附近之敌,并限于17日夜间发起袭击。并调驻丰镇的第68师第401团至大六号,掩护集宁东北一带,支援出击部队。此时,伪军王英部在前线约三四千人,其一部围攻红格尔图,余分布于土城子、打拉村、台道湾等处。18日凌晨1时30分,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,战至上午7时,土城子大部被攻占,红格尔图东、南、北三面之敌向北方逃窜。8时半,骑兵第1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。此役击毙伪军500余人,俘20余人,连同前3天的保卫战,共毙伪军1000余人。晋绥军从俘虏中找出了王英军的电台台长、日本人牟礼吉和雇员松村利雄。在红格尔图激战的同时,李服膺部1个团在兴和与敌展开了攻防战,经17、18两日激战,王英部伪军于20日全部退出兴和。
  
  傅作义于红格尔图初战告捷的当晚,乘敌一时难以再犯之机,先发制人,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。蒋介石也于11月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:“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,对商都亦可相机进拳…非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,则绥远不能安定也。”驻绥军遂准备进攻百灵庙。

  深远的影响
  
 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、伪军的嚣张气焰,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、长城抗战,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。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、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。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,一吓唬就跑,“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,以王英部打前锋,利用汉人打汉人……蒙古军督后,作为第二线支援”就可取胜。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: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歼灭,“大汉义军”彻底覆灭。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(海)、绥(远)、宁(夏)地区的日本侨民,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。从此,日本关东军也不轻信伪军了。
  
  其次,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。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,“四万万人闻之,神为之旺,气为之壮”,各地“自动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,如救国会、后援会、义勇军、宣传队、救护队、慰劳队、募捐队等,努力扩大救亡阵线,加强抗日力量……”西安、上海、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、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“捐万件皮衣”、“以一日所得援绥”等运动,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。上海日商纱厂的4.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。有人认为“这是‘五卅’以来,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”。日本当局也承认,“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”。
  
  第三,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,诱发了“西安事变”。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。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宗仁、白崇禧发表通电,要求把前往西安“剿共”的中央军开往绥远,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。阎锡山遵其父遗嘱,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。李宗仁、白崇禧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,指出:“如政府加以迫害,遂使全国志士寒心。”应傅作义之请,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,商讨援绥事项(由于蒋介石的阻挠,宋、韩援绥事未能实现)。
  
  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,东北军、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“我们要援绥抗日,收复失地”的口号。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:“即使中央不同意,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”。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,而张学良却戴着“不抵抗将军”的帽子。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。11月27日,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《援绥请缨抗敌书》。12月3日、7日。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,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。蒋介石不同意,还以“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,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”为由,将张痛斥一通。12月9日,西安学生在纪念“一二·九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“欢迎武装同志援绥”的口号,坚定了张学良、杨虎城兵谏的决心。张、杨于12月12日发动了“西安事变”。西安事变发生后,张、杨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原因,并指出:“绥东战起,群情鼎沸,士气激昂。于此时机,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,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。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,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……”1946年12月12日,周恩来在延安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讲演时指出:“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,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,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,强迫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。但他这种倒行逆施,不仅未能达到目的,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……”西安事变是由诸多原因诱发的结果。蒋介石拒绝张、杨援绥之请,也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。
  
  绥远抗战是国民政府驻绥部队抗击以日本人为顾问、以伪军为主力,旨在保卫国土、收复失地而取得圆满胜利的一次战役。仅就军事角度而言,最主要的原因是战役指导正确。它一扫3年前长城抗战中分兵把口、处处设防、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方针,采取了主动出击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。掌握优势,机动兵力,把打击目标首先指向对我威胁最大、敌主力所在之红格尔图,尔后再及其他。每战都集中兵力打击敌之一部,对余敌取守势。由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,使晋绥军每战均居于优势。傅作义在战后总结说:“以绥省现有之兵力,若分路迎击,必致兵力分散,处处薄弱,重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复覆,难期成果;必须集结优势,先击一路,再及其他,期能各个击破。”
  
  采取奇袭战术也是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红格尔图之战时,傅令彭毓斌、董其武率部出敌不意地抄袭敌后,使其猝不及防。百灵庙之战时,各部队“昼伏夜行,竭力秘密”,逼近敌阵地;迨全部攻击部队进入攻击位置时,“百灵庙守敌仍在酣睡,竟一点也未发觉”。
  
  另外,重视心理战、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,亦为获胜的原因之一。“以华制华”是日本侵略者惯用的手法。傅作义认为,对德王、李守信、王英等死硬分子难以策反,但广大的汉、蒙官兵一般都有爱国思想,不甘心当汉奸。为了策反、瓦解敌之营垒,驻绥军在1936年夏即成立专门机构,以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的口号与伪军接洽。随着日、伪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,伪军纷纷反正,使“敌力大减,敌气沮丧”,从而得以以较小的代价获得重大的胜利。
  
  

  深远的影响
  
 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、伪军的嚣张气焰,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、长城抗战,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。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、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。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,一吓唬就跑,“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,以王英部打前锋,利用汉人打汉人……蒙古军督后,作为第二线支援”就可取胜。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: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歼灭,“大汉义军”彻底覆灭。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(海)、绥(远)、宁(夏)地区的日本侨民,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。从此,日本关东军也不轻信伪军了。
  
  其次,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。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,“四万万人闻之,神为之旺,气为之壮”,各地“自动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,如救国会、后援会、义勇军、宣传队、救护队、慰劳队、募捐队等,努力扩大救亡阵线,加强抗日力量……”西安、上海、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、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“捐万件皮衣”、“以一日所得援绥”等运动,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。上海日商纱厂的4.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。有人认为“这是‘五卅’以来,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”。日本当局也承认,“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”。
  
  第三,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,诱发了“西安事变”。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。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宗仁、白崇禧发表通电,要求把前往西安“剿共”的中央军开往绥远,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。阎锡山遵其父遗嘱,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。李宗仁、白崇禧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,指出:“如政府加以迫害,遂使全国志士寒心。”应傅作义之请,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,商讨援绥事项(由于蒋介石的阻挠,宋、韩援绥事未能实现)。
  
  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,东北军、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“我们要援绥抗日,收复失地”的口号。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:“即使中央不同意,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”。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,而张学良却戴着“不抵抗将军”的帽子。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。11月27日,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《援绥请缨抗敌书》。12月3日、7日。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,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。蒋介石不同意,还以“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,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”为由,将张痛斥一通。12月9日,西安学生在纪念“一二·九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“欢迎武装同志援绥”的口号,坚定了张学良、杨虎城兵谏的决心。张、杨于12月12日发动了“西安事变”。西安事变发生后,张、杨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原因,并指出:“绥东战起,群情鼎沸,士气激昂。于此时机,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,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。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,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……”1946年12月12日,周恩来在延安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讲演时指出:“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,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,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,强迫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。但他这种倒行逆施,不仅未能达到目的,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……”西安事变是由诸多原因诱发的结果。蒋介石拒绝张、杨援绥之请,也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。
  
  绥远抗战是国民政府驻绥部队抗击以日本人为顾问、以伪军为主力,旨在保卫国土、收复失地而取得圆满胜利的一次战役。仅就军事角度而言,最主要的原因是战役指导正确。它一扫3年前长城抗战中分兵把口、处处设防、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方针,采取了主动出击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。掌握优势,机动兵力,把打击目标首先指向对我威胁最大、敌主力所在之红格尔图,尔后再及其他。每战都集中兵力打击敌之一部,对余敌取守势。由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,使晋绥军每战均居于优势。傅作义在战后总结说:“以绥省现有之兵力,若分路迎击,必致兵力分散,处处薄弱,重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复覆,难期成果;必须集结优势,先击一路,再及其他,期能各个击破。”
  
  采取奇袭战术也是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红格尔图之战时,傅令彭毓斌、董其武率部出敌不意地抄袭敌后,使其猝不及防。百灵庙之战时,各部队“昼伏夜行,竭力秘密”,逼近敌阵地;迨全部攻击部队进入攻击位置时,“百灵庙守敌仍在酣睡,竟一点也未发觉”。
  
  另外,重视心理战、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,亦为获胜的原因之一。“以华制华”是日本侵略者惯用的手法。傅作义认为,对德王、李守信、王英等死硬分子难以策反,但广大的汉、蒙官兵一般都有爱国思想,不甘心当汉奸。为了策反、瓦解敌之营垒,驻绥军在1936年夏即成立专门机构,以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的口号与伪军接洽。随着日、伪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,伪军纷纷反正,使“敌力大减,敌气沮丧”,从而得以以较小的代价获得重大的胜利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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